‘参两与‘参伍语意略同，意犹参错、参杂。

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宣十五年传云：古者什一而藉。

此则《周礼》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税什一。市廛而不税，[注]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25是与《王制》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之法相反也。因此可以说，自经传之文以至于两汉今文经学的解释，经书所载，虽然有先王之法，而且，不同的先王之间，五帝三王，礼乐不同，但是，经书经过孔子删削述作，便成为孔子之法，不管是尧舜，还是殷商，还是文武，都被组合到一套共同的法度之中。今记之时，士死则谥之，非也。

夏则有贡无助，殷则有助无贡。20 郑注引孟子所云三代税制，夏代一家耕作五十亩而贡五亩，殷代一家得七十亩而助七亩，周代一家得百亩而彻十亩，其实都是什一而税。并将《黄帝四经》的春夏为德，秋冬为刑进一步细化为德始于春，长于夏。

学者共知，自西周后期就已经出现了用阴阳失序解释灾异的理论，《黄帝四经》传承的正是这一理论路向，并做了关键性的推进，那就是把自然界的天地阴阳同人类的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联系了起来，强调和关注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灾异的出现是阴阳失序，而阴阳失序的原因则是由于政治上的失误。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其《四时》篇曰：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藏。

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

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而当阴气发展到极致时，阳气就开始转盛，这种变化发生于事物的内部，那就是万物内部萌发的生机，而从事物的外在往往不易看出。把握天极必须注意两点。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

作者根据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和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的原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现象和关系概括为阴和阳两类，属于阳的一类被认为是居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属于阴的一类则居于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决定这一切的是阴阳大义，即人道取法于天道，天道之阴阳决定了人道之尊卑贵贱。阳尊阴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是中国古人的基本观念之一，两千多年来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黄帝四经·称》中这段话就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记载，而且相当的系统、全面，是研究阳尊阴卑思想的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从《黄帝四经》的春夏为德，秋冬为刑，经《管子》的德始于春，长于夏。

随着研究的推进，帛书《黄帝四经》中的政治哲学得到更多的关注，作为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的阴阳刑德思想也开始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黄帝四经》的核心思想。行夏令，则国乃大旱，煗气早来，虫螟为害。

《黄帝四经》认为，不但农业生产要因天时，国家的政治活动也必须因天时，《经法·君正》曰：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正（政）。四时教令在《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中具有理论基础的地位，《黄帝四经》阴阳思想的其他内容都是由此推展出来的。

因天时是黄老道家的重要理论，黄老道家的很多政治主张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这一命题就是《黄帝四经》首先明确提出的，《经法·四度》曰：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作者还提出天德和天刑的概念，把德与刑解释为天的特质的一体两面，从天道观的高度来论证德与刑相辅并用的必然性，其言曰：天德皇皇，非刑不行。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阳尊阴卑的思想可以说是《黄帝四经》阴阳思想中最独特的组成部分，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独见于《黄帝四经》，《管子》和《吕氏春秋》中也未见阳尊阴卑的思想。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黄帝四经》以天地阴阳言说社会政治，赋予了天人合一这一古老传统以新的内容，是对天人合一观念的延续、开拓和深化。

这些看似经验之谈的话语，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就是四时教令的阴阳思想，是迄今所见关于敬授民时理论的最早表述。蹜即缩的另字，《集韵·屋韵》曰：蹜，通作缩。

在《黄帝四经》作者看来，天时具有循环的性质，每一个循环的周期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关节点，这个关节点称为天极天当，圣人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握和利用好这个关节点，正如《经法·国次》所言：唯圣人能尽天极，能用天当。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

后者是说，当夏日已尽，阳气停止发展时，阴气便开始转盛，此时正是万物由盛转衰的契机，应开始修饬刑罚。宿阳指的是阳气在夏季（实际上是具体到夏至日）的发展达到并超出了极致的状态，此时阳气开始收缩而阴气开始萌生，统治者应该顺应这一变化，在此关节点上开始实行严急的刑政。

又曰：夫并（秉）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时下研究《黄帝四经》的学者们大都将赢解释为盈，谓阴气盈满之时便开始衰退而阳气开始萌生，此时施政就应该布德，这样的解释当然也很圆满通顺，毕竟盈则溢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其二是勿失天极，毋失天极，究数而止（《称》），错失天极，不但时不再来，而且还会招致祸殃，如《经法·国次》所言：过极失当，天将降殃。在中国古代史上，刑与德很早就被确认为治理国家的两种最基本的手段，在《尚书》《周礼》《左传》中，刑与德大体上是并用、并重的，还出现了三德五刑明德常刑等较为固定的提法。

值得注意的是，刑德失次不仅可以导致天灾还可以导致人祸，这是《黄帝四经》《管子》和《吕氏春秋》的共识，但在前二者那里还只是举事不成作事不成，即征伐他国等主动行为的失败，而在《吕氏春秋》中，还包括了寇戎来征兵革并起等被动性的灾祸，在《吕氏春秋》作者眼里，这类灾祸归根到底还是刑德失当引发的。最后，它在规范、制约统治者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这种先德后刑政治主张的天道观根据就是阴阳二气的盈缩消长规律。

《黄帝四经·称》以阴阳明尊卑之大义，是对尊卑上下这一远古就有的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深层观念的第一次理论化的表述，第一次从天道阴阳的高度，对尊卑有序、贵贱有等这一中国古人心目中合理的社会秩序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论证。对以帛书《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道家所开发的阴阳思想同阴阳家学派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则是本文研究的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目标。

这些材料表明人们对一年中阴阳二气赢缩消长的规律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人的行为同自然节律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四时教令 四时教令语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太史公认为此说虽未必然也，但因其序四时之大顺，故而不可失也。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派，离不开《黄帝四经》《管子》的理论贡献。这样的社会构想在战国晚期的荀子特别是两汉的儒家著作中有充分的论证，不过荀子等人都是根据礼名分等儒家的理念来阐发和论证等级秩序的，《黄帝四经·称》早在荀子之前就系统地提出了尊卑等级的思想并从天道阴阳的高度进行了形上化的哲学论证，可见其理论价值之高。

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荣。笔者的观点是：四时教令等阴阳理论是战国中期道家黄老之学的思想创造，为战国晚期的阴阳家所吸取，成为阴阳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认为，为政之所以要刑德相辅并用，是因为人事必须符合天道，天道有阴有阳，为政就要有刑有德。第五，《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在《管子》中大体都有传承和丰富发展，《管子》是战国中期成书的，早于邹衍，可以看作是《黄帝四经》与邹衍之间的中间环节。

从《左传》《国语》等传世典籍中的记载来看，阴阳观念在春秋时期只是被用来解释星陨、地震等异常和灾害性的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通常都被解释为自然界中的阴阳失衡所导致的，而与人的行为无关，人只是自然灾害的承受者。同敬授民时的农业生产理论相比，从天道观的高度提出和论证政治理论的内容，在《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理论中占有更为重要和突出的地位。

海报｜奋进昭通，2022年1月大事记

昭通持续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

张桂梅：学生走得比我好就足够了 [2022-10-06]

返程时间到 黑颈鹤从昭通马树大面积迁离

曝光台丨别给白雪留污点

市政协组织开展“绿美昭通·政协行动”义务植树活动

梁言顺再次随机暗访检查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2022-09-26]

国际人士送祝福 称赞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2022-10-03]

昭通市直机关单位党组（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召开

好消息！昭通籍运动员在世界竞走团体锦标赛获铜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