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基建推进的过程中，作为中国经济重要力量的民营企业，应当也必将积极参与其中，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形式的发展中，抓住可能的机遇，深挖中国经济成长的巨大潜力，进一步焕发活力、锐意创新，从而实现新发展格局之下更为全面的高质量发展。

鉴于非常规货币政策在解决发达经济体长期停滞问题方面效力有限，直接影响总支出及其结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会被更多地使用，扩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投资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可以利用这一契机扩大在发达经济体的海外投资。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在于技术进步。

据欧洲中央银行相关数据，欧元区的债务/GDP比率同样处于上升态势。需要强调的是，如此的分配格局不仅会造成社会动荡、阶层固化，更会严重挫伤市场的创新创业活力，阻碍人力资本积累，抑制消费需求，加重财政压力。1900～2012年，美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一个倒U型发展。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成为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诺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在《不公平的代价》一书中也指出，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30年间曾持续改观，但在最近30年来却不断恶化，并且情况比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更令人堪忧。

如在1979～2007年 间，即使在扣除税负后，美国前1%的顶层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了275%，前21%～80%的人群收入增长则低于40%，而末端的20%人群收入仅增长 18%。戈登的研究显示，这种现象在美国尤为严重，特别是在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普及率上，美国均在发达国家中居后。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写的文章和书基本都是反市场的。

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下生活过，计划经济下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让他们记忆犹新，而西方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体验过计划经济下的生活。企业家的软知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独特的企业家能力，包括想象力、直觉、警觉性、视野、判断、潜意识、交流能力、说服别人的能力、组织能力等。因此，仇富不是一个文化现象，中国人仇富，西方人也仇富。企业家里有坏人，就像教师队伍、警察队伍、政府官员里有坏人一样。

嫉妒心超越历史，古代人会嫉妒，现代人也会嫉妒。零和博弈意味着社会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一个人所得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所失，有人变富就一定是有人变穷。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所以，嫉妒总是有对象的，平均主义在任何社会都有民意基础。当有金融危机发生时，甚或讨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时，企业家经常被指控为罪魁祸首。侵害财产权是最大的不公正。

但像张文宏这样的医生，当他开始向大众讲授新冠防疫路线的时候，就成了知识分子，因为他在传播理念。恼人的是，他白手起家变富了，而我没有，这就会让人很不舒服。因此，为了释放这种不舒服，人们就会采取行动。怎么来到社会上，奖牌与学习成绩无关了？为什么著名哲学教授的收入居然没有一个杂货店老板的收入高？研制导弹的居然不如卖茶叶蛋的？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乾坤大颠倒，市场经济一定不公平。

中国有句古语升米养恩，斗米养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一位是路德维希·米塞斯，他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反资本主义心态》(The Anti-capitalism Mentality)就是专门研究人们的仇富心理的。

客户不买账，企业破产了，企业家损失的不仅是金钱和财富，而且还有他的声誉。于是，当看到那些小时候调皮捣蛋、从学校辍学的同学成了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时，有人就会心里不服气：我从小就是好学生，还留学读了博士，但他反而赚得比我多。

比如希特勒就把犹太人作为德国所有不幸的替罪羊。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身份社会，一个人的等级和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获得的，所以不同等级的人之间不可比较。知识分子的理念可能不正确，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的影响力。社会上许多关于企业家的负面形象都是左派知识分子精心塑造出来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传统社会也有富人，但他们并不遭受普遍嫉妒。企业家精神要想得到有效发挥，人的嫉妒心必须受到抑制和化解，不能让嫉妒之心变成嫉妒之行。

对敌视企业家的心理学原因：嫉妒心 嫉妒心在中国被称为红眼病。图片 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导致这么大的灾难，按照索维尔的解释，是因为：第一，对理念的评价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内部做的，不是由外部人做的。

结束语:如何减少对企业家的敌视？ 人类的进步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也就是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如果我们认为劳动就是出力流汗，不把企业家精神的使用当作特殊形式的劳动，我们就很难理解企业家为什么赚钱。

基于以上四位学者的观点和我本人多年来的思考，我将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归纳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心理学的。如果失败了，他责怪的是父爱主义的国家，而不是自己。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企业家是如何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的知识化会改变人们的偏见吗？这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市场经济是自发演化而来的，不是知识分子设计的。市场经济下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做企业家，当企业家没有制度障碍，但成功的企业家毕竟是少数，也就1%左右，而杰出的企业家只会占人口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

西方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 把心理上的嫉妒和认识论上的无知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西方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用平均主义的再分配解决嫉妒就如同火上浇油。

如果他们欺骗了客户，即便不遭受牢狱之灾，也会受到市场的惩罚。这样的市场理论才有助于减少基于认知局限造成的对企业家的偏见以及反市场心态。

很遗憾，将近40年过去了，我当时讲的观念变革还远没有完成，所以前一段时间我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容易，并改题目为《未完成的观念转变》（点击蓝字阅读此文）。《圣经》将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规劝人们应该尽量避免嫉妒。

这样的模式听起来是很诱人的。我们常听到为富不仁这个词。财富有相对客观的标准，容易度量，但道德却没有客观标准，不容易度量，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道德高尚。但通常人们理解的知识是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的知识、需要花时间积累的知识。

你给予的越多，越是证明你的优越性，你失去的是多么微不足道。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钱成了通用的财富度量单位，所以可比较的范围就大大扩展了，不会像传统社会或者小乡村那样限制在同等阶层内。

嫉妒的认知基础是零和博弈思维。长期利润一定是因为存在垄断，而垄断是损害效率的，反垄断不仅可以改进效率，而且有助于收入公平。

这种知识不是来自书本或老师，也没有办法在科学上得到证明，甚至与你花多少时间学习无关。能成为比较对象的人们之间一定不能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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