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参见前注[2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236页。

[8]宋世明：《美国行政改革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与之相比，纯粹的市场经济则是主体之间相对平等的一种状态。

在严格制度倾向的选择中，诸多的主体和行为常常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相反，在松弛化的制度倾向中，相关主体进入市场的机会是相对较多的，与之相适应，市场对主体的行为也常常抱着相对宽容的态度[5]。《自贸区管理办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由市政府公布。市场体系中，投资及其投资管理既是市场的重要内容，又是市场管理的基本构成部分，它决定了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究竟能够从事什么样的行为和不能够从事什么样的行为[2]，依此而论，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既调控和规范市场主体的资格问题，又调整和规范有关的市场行为问题。执照和特许等许可证一直被认为属于特权领域不受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政府可以任意撤消，不受正当法律程序的限制。与之相反，我国的市场是在政府行政权力定型以后才形成的，即政府行政体系以及政府行政权的运行先于市场而形成。

上海设立自贸区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一个新的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一个新的对外贸易的法治机制和运行方式，寻求一种新的使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能够接轨的市场机制。  注释: [1]负面清单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是一个国家禁止外资进入或限定外资比例的行业清单。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这样表述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法制建设必须贯串于改革的全过程。

针对长期以来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他强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与此同时，还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所秉持的也是这一指导思想。而朝令夕改，今年定了明年改，法律就会失掉它应有的作用，法律的威信就难以树立。[98]邓小平讲话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要求制定出版登记法、结社法、集会法，以维护社会稳定。

第二个例子是工厂法的制定。俞梅荪、吴承仕：《经济立法超前性初探》，《法学》1986年第8期。

在战争年代和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而行政手段中最常用的就是政策。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纠偏的角度提出，防止立法中改革与发展的脱节。2011年，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行全面总结时，曾明确提出：形成这个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我们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作为立法基础，使立法适应改革的需要。这是立法的一般性经验，也可以说是规律。

如果法律确定这种只顾眼前致富的想法，就会牺牲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牺牲子孙后代对矿产资源的利用。而那时候，一些地方在实行劳动合同制的试点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企业对多余的职工不敢辞退，有的职工被辞退后，到政府门前静坐，影响了社会稳定。这一改革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当代美国几乎所有的法学流派都对法律持工具主义态度。[76]参见蔡定剑：《20年人大立法的发展及历史性转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国家立法机关要加快立法。改革中的难点，也是立法中的难点，以改革的精神解决立法中遇到的难点和问题，对于一些应兴应革的事情，应当积极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作法，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可能作出规范，而且规范要尽可能具体明确，便于操作，从而更好地用法律引导和推动改革与发展。

[88]参见焦海博、范进学：《美国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及其启示》，《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2期。彭真认为，改革期时期的立法离不开政策和方针的先行指导。

而牺牲暂时的稳定和表面的不稳定，果断地用立法推动改革的前进，处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则可能为将来更长久的、真实的稳定打下基础。[55]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具有探索性，只能以经验作为立法的基础。7月1日，叶剑英在这次会议闭幕式上说，常委会将根据许多代表提出的意见，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抓紧这些法律的制定工作。杨景宇在总结九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统一审议时说：为了搞好统一审议，把每件法律案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上加以审视、研究、修改。[117] 值得注意的是，在八届全国人大期间，立法的重心虽然放在改革、发展方面，但并没有忽视稳定问题。[68]可以把民法草案中比较成熟的部分，作为单行法规先提出审议、公布。

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28]要充分认识加强法制对于改革的促进作用和保证作用。

但是，这部法律制定后基本就没有得到实施，应当破产的企业不少，实践中却没有什么企业是按照破产法破产的。[39]参见前注[2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236页。

[75]吴邦国对法律体系形成基础的这一总结，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几十年来我们所奉行的是经验主义的立法指导思想。所幸1986年通过的矿产资源法在经过反复的调研和讨论后，妥善地处理了这一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把握度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将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作为立法的依据，在大局中立法。但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改革劳动制度，对企业职工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但是，稳定也有一个相对和绝对、运动和静止的问题，有暂时的稳定和表面的稳定，也有暂时的不稳定和表面的不稳定。[52]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0页。

当一种政治力量或者利益集团将立法作为谋取私利乃至征服人民的工具时，人民当然会失去对法律的信仰。改革开放之初，也是文革结束不久的一个时间段，社会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各类经济犯罪猖獗，为了保证改革与发展，全国人大除了通过1979年刑法外，又由它的常委会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相继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惩治破坏社会治安和实施经济犯罪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

[129]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34] 但是，用立法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策略从一开始进展就不顺，甚至受到阻滞。

他说：推进改革的步骤，要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有利于社会稳定，避免引起过大的社会震动。用什么法律来解决呢？除了上面所说的工厂法、人民公社法外，邓小平还明确提出要制定民法，制定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以及刑法、诉讼法等各种必要的法律。

[3]据此，改革的特点是变，是要将已经稳定下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社会关系变过去。[43]紧接着，乔石还拿邓小平1979年的讲话和前述十三大报告的提法对立法推动改革提出要求：我们要深刻领会小平同志讲的法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精神，一些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先制定法律后行动。这样，妥善处理立法与改革之间的冲突，就需要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点。[103]再一周后的3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作中国不允许乱的谈话时，进一步说到用立法维护稳定的问题：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

[7]另一方面，改革对于立法而言也十分重要。[82]再以后，我们提出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以及依法治国的理念，实际都包含了一个重要思想：在改革过程中，管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国家其他各方面的事务，所依赖的第一位的手段必须是法律而非其他。

十届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探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有效形式，正确处理立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应当通过法律来规范和指导改革开放的发展，依靠国家的力量排除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阻力，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37]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尽量避免立法工作滞后于改革需要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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